“文革”来临
1966年六月，知了的叫声突然低下来，那棵高高的乌柏树发出呼呼的摇晃声，北边推过来一片水灰色的云幕，那路边干燥的土末飞扬起来，变成了一道低低的黄烟，充塞了翠绿的田野。
在田头刚坐下来休息的吴稚农，见尘土中吹过来一张报纸，搁在他腿上，随手翻开，是《浙江日报》，在头版头条上几个黑体大字“揪出三家村黑店（邓拓、吴晗、廖默沙），批判《燕山夜话》”，不觉惊呆了。自言自语道：“我也有这套书。”
“怎么你有这套书？”边上一个年轻人说。
吴稚农又说：“我还有廖默沙的《分阴集》。”
他这么一说，许多人都向他借来看，一下变成了一个风云人物。因为在石门镇只是他有这套书。
不久，石门镇中学成立了“红卫兵”，小学也成立了，接着公社、大队亦都成立了。石门大队很积极，一些贫下中农的青年男女立刻行动。因为需要写标语画漫画，他们就上门去找吴稚农。
吴稚农刚吃过早饭，站在河岸边看对岸寺弄口的横幅标语。他一转身，见几个戴军帽佩红臂章的人，他一见都认得，其中一个东高桥小队的人对吴稚农说：“小龙，你是四类分子子女，只要与家庭划清界线，是可以参加‘红卫兵’的。革命需要你，你快跟我们到大队去，参加革命活动。”这人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大队有误工补贴，你不要担心。”
吴稚农一想，不对头啊！他们把元帅庙的菩萨砸了，把东圣堂的菩萨也砸了，而且这些都是几百年留传下来的古迹！
“很抱歉，我是富农分子子女，我没有资格当‘红卫兵’。”他连连摇手。
那个人说：“吴稚农，不要不识抬举，我们是看得起你！喏，这是红臂章，你戴。”
“不，不不，我不行。”
“你拿不拿？”那人把红臂章硬塞给他。
“我不能拿。”吴稚农立即把红臂章还给那人。那人不接，红臂章掉在地上。
这下可不得了啦！
“吴稚农，你怎么把“红卫兵”臂章扔在地上。”
“我怎么敢，他不拿牢末。”
那人说：“好，大家看看，明明是吴稚农把红臂章丢在地上。”又指着吴稚农说：“告诉你，你这是有罪的，你污辱无产阶级革命！”
“我怎么敢污辱革命呢？”
“那你跟我们去，你可以赎罪……你去不去？”
那人把红臂章又交给吴稚农说：“你拿不拿？”
“我，我没资格，不能拿。”
“好，我们回去。”那人又指着吴稚农的鼻子说：“你等着吧。”
这五六个戴草绿色军帽、佩红臂章的人气势汹汹地走了。吴稚农看着，呆若木鸡，见他们腰间还系着一只皮带，“这些算兵吗？我不怕。” 吴稚农心里在说。
这下可吓坏了吴顺发。
“你闯祸了？你快去把红臂章拿了吧。”
“我不能拿，干这种事是要遭报应的！”
“报应，报应，你看，报应马上要来了，他们是不肯息的。”
“随他们来吧，反正我又不抢不偷。”
“你呀，比偷比抢还要严重。”
“嘿，你怎么站在他们那边说话？”
“啊哟！我昨天晚上已叫到大队里，给训过话了，要我们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，不许乱说乱动，要夹着尾巴做人。”
吴顺发又苦口婆心对儿子说：“知道了么，要夹着尾巴做人。”
吴稚农心想，父亲这么一个安分守己、老老实实的人，在解放前，也不跟国民党混，只是一心一意的做生意……现在要夹着尾巴做人。真的想不下去了。他来到园子里，把石担举了几下，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这几天外面的锣鼓声是不断的，然而有一组声音越来越近，终于在吴稚农家门口停住了。接着有十多人的声音同时在喊口号：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。”他们连喊三遍。
当吴稚农跑到堂屋间，那个“红卫兵”头头已在宣布：“我们是奉命前来破四旧、抄富农分子吴顺发的家。”接着他们立刻分头查抄……
方莲珍吓得躲在老屋的院子里，不敢过来。
他们真是翻箱倒柜起来，凡是瓷盘、瓷碗、茶杯、酒壶上面有几个“吉祥如意”或者一句古诗的都被抄走，还有一些木桶漆器上刻有“福”“寿”字样的，甚至连吴稚农母亲的绣花枕套之类的，也一概被抄走。吴家佛龛里的白瓷观音连同佛龛，好在早已藏在夹楼里，故没有遭殃。吴稚农书房里的大批书籍也被抄走，吴稚农很痛心。
“红卫兵”中有一个略有点知识的人说：“吴稚农，你这些书，都是属于封资修的，你不烧毁，还是我们帮你去烧吧……噢，对了，你那套《燕山夜话》怎么不见了？”
“给别人借去看了。”
“限你明天，交到大队。”
因为吴稚农与他有点熟，便与他说了些好话，求他把《芥子园画传》（巢勋本）留下，说道：“这是技法书，是练笔力的，不是封资修。”还有一本《散氏盘》金文，那人翻了翻说：“这是什么书？”
“啊哟，这是象形文字，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，这不必拿去。”吴稚农一本正经地说。
那人总算发了点善心，把《芥子园画传》与《散氏盘》没拿去。
“红卫兵”抬了几箩筐东西，敲着锣鼓走了。
这次使吴稚农最最痛心的是抄走了许多外公的扇面与画轴，一旦烧毁，就永远不存了，那些书倒是暂时的惋惜。他想以后或者国外，肯定会出版的，像秦始皇一样，他要焚烧的书籍不是都传下来了么？
……
第二天，他去朋友家把《燕山夜话》及《分阴集》拿了回来，便速速送去大队。路上他想把《分阴集》扔了，又一想，不好，万一他们查问起来，拿不出来就更麻烦了，他就老老实实地交了。
他在大队办公室外的走廊上，见到一张大字报，头上写着 “最高指示”：
凡是敌人反对的，我们就要拥护。
四类分子孝子贤孙吴稚农污辱“红卫兵”，昨日我们去动员他参加“红卫兵”，他非但不愿意，而且把“红卫兵”臂章隔门槛扔出去。
我们革命群众强烈要求批判吴稚农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。
石门大队“红卫兵”
吴稚农看后，立刻与他们分辩事实。一个头头说：“你呀，再分辩也没用，群众眼睛是雪亮的，你还是早点回去，等候通知。”
吴稚农轻轻地骂了一声“卑鄙”，掉头就走。
又过了几天，那恐怖的让人心惊肉颤的锣鼓声越敲越近，在吴家停了下来。他们又声称破四旧，搬来梯子，搭在吴家两个落水天井的墙门堂前，用铁鎯头“啪啪啪”地把上面的砖雕人物、花鸟砸坏，还把那砖刻的匾额“居安资深”、“余庆后昆”、“紫气东来”砸掉得一干二净。尽管吴稚农在下面大声地喊：“这是劳动人民用心血刻成的啊！不能砸呀！”
“红卫兵”头头严厉地止住了他的呼喊说：“你们这点算什么呀，你看洪泾桥边的双牌楼石坊，还有南皋桥外的几个石牌坊。雕得好不好？没用！都是封资修，都被拉倒。”
“啊呀，啊呀，你们造孽啊造孽啊！”
“我们造孽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，这是革命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是风暴，是历史的风暴，你想阻挡，呸！螳臂挡车！”那人振振有词，吴稚农无言以对。
吴稚农想想完啦，这是什么世界？想不下去了。
吴顺发端了一盆水过来说：“红卫兵同志辛苦了，你们洗手……擦手，喝茶。”
吴稚农见父亲如此卑躬屈膝，心想真可笑……算了，别去说他。
又过了几天，锣鼓声又钻心透骨地响过来了，又停在吴家门口了。
这次，“红卫兵”们是掘地破四旧。他们用锄头铁锹在吴家的墙脚、门边、楼梯下等所谓可疑地带挖掘……结果在后楼的楼梯下挖得两甏铜板与一甏银元。他们兴奋极了，又在前楼中楼的楼梯下挖得几甏乾隆、咸丰、光绪等等的铜钱。“红卫兵”们说：“这些是真正的四旧，你们自己肯定不知道，多亏我们帮你们破出来。”
“谢谢，谢谢，红卫兵同志，辛苦，喝茶。”吴顺发一个劲地递茶，给毛巾，陪着笑脸，吴稚农在看父亲的笑脸，觉得比哭还难看。
当“红卫兵”们敲着锣鼓抬着甏走后，吴顺发对儿子说：“这些多是我埋的啊，全是一点一点积下来的，那时是为了防强盗才埋下的。”他吸着烟，叹着气，轻轻地说：“这些人比强盗还厉害。”
儿子说：“你别说了，你积下来干吗呢？”
“我想买地啊！”
“多亏没有买，买多了田地，像外婆家隔壁的徐兆昌，评了地主兼工商，成了真正的剥削地主，那惨了，连这些房子要没收。说了几句不满的话，到内蒙古吃官司去了。”
“那多亏没买。”
“是啊，今天被拿走也不要难过。”
“怎么能不难过呢？我起早落夜，到东阳义乌、到苏北、到安徽。我不抽鸦片不吃喝嫖赌，是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奔出来的呀！”吴顺发说罢，眼泪簌簌滴下。
吴稚农很同情父亲，叫他想开一点，失去了就失去了。如果再难过得伤了身子，又是多了一个“失去”，就当是那时在路上碰到强盗。
一天晚上，将要上楼睡觉时，又传来这不祥的锣鼓声，一下叫人把心拎了起来。果然停在吴家的门口，开始敲门，吴顺发速速奔去把门开了。这次，治保干部民兵队长也过来了，民兵队长说：“吴顺发，叫你老婆方莲珍到大队去交待。”
“交待什么呀？她有病，她神经碰不得。”
“那就让我去吧，反正是坐到天亮，让我多穿件衣服。”吴稚农知道母亲绝对不能去。
“你去没用……你知道你家的金货放在哪里？”民兵队长沉着脸说。
“你们要干吗？这又不是四旧——当然我们也没有了。”
“告诉你，那些金货，虽然不是四旧，但这些是你们从穷苦百姓头上剥削出来的，所以必须上交。”民兵队长对了几个背枪的民兵说：“快把方莲珍叫出来。”
“等等，谁敢去碰我妈！”吴稚农大吼一声。
几个民兵一看不对，马上退后一步，喀嗒、喀嗒立刻枪支上膛。
吴顺发一看要闯大祸了，连忙哀求道：“民兵同志，我儿子跟她娘一样，脑子有毛病，你们不要当真。我去大队好啦，那些金货，我老婆不知道，她脑子有病，托不下的，都是我管的，都是我藏的。”
“好，那就你去。”民兵队长一想，不错，吴顺发就披了一件衣服被民兵带走了。
一到大队，有好多四类分子在毛泽东像前跪着。顺发一见，就主动去跪了。
“吴顺发过来。”有人在喊。
吴顺发立刻过去。
“你先交待，交待得彻底了就马上回家，不彻底的话，你就向毛主席请罪，跪到你彻底交待为止。
“你家怎么只有一对耳环，一只金戒子？你再去向毛主席请罪，去！”一个“红卫兵”在大声叫那个地主婆再去跪。并凶狠地说：“你跪在这两个电灯泡上……跪，快跪！”
只听见“啪、啪、啊唷！”
那人横不住，倒在地上，鲜血从她的膝部染红了她的白裤，慢慢地在水泥地上铺开，她抽泣着不敢大声哭。
“吴顺发，你看见了吗？”
“看见了，看见了，我交待，我是要交待呀！”
“那你说。”并叫一个“红卫兵”记录。
“我家还有四对金耳环，八只金戒子，十根金条，都放在一个罐子里，在后面小院子的月月红花台下部的砖墙里。”吴顺发一溜顺势地说了出来。
“其他地方没有了？”
“没有了，如果有，随你们要我怎么好了。”
“好，我们立即去。”此人马上点拨了三个“红卫兵”，两个背枪的民兵，押着吴顺发来到吴家后院，很快找出了那罐金货。一个“红卫兵”拿出一张表格填好数字，叫吴顺发按上手印就算了事。
“红卫兵”走后，吴稚农起床在后院找到了他的父亲，见他坐在地上无声淌泪，一见儿子便抑着嗓门张大嘴巴说：“我对不起吴家！我对不起祖宗啊！”
“爸，你想开点，这些东西没有用的。”
“你不能跟妈讲，其他都无所谓……”
“好，你肚子饿了吗？吃点东西，睡觉。”
“不饿，我怎么能吃得下东西！”
吴稚农见父亲近五十岁的人了，头发一夜间白了一半多。
1967年春，吴稚农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，是个女孩，取名小蔓。
这年夏收夏种前夕，石门镇上的游街揪斗真是三天两头，戴高帽子的走资派、右派、坏分子、历史反革命、贪污分子、流氓分子、地主、富农等这批所谓牛鬼蛇神。在这小小的一个石门镇上一批接着一批，故此被斗者，只是在被斗时有点难受，因为要跪着爬着在上塘下塘爬过东高桥、南皋桥，大约要一个多小时。如果你人缘好的话，就平平安安的爬过算了，若你人缘不好的话，便得要忍受旁人的脚踢、棒打或是脏东西痰唾等等。当然也有个别人的亲友，在旁边监护，那就好得多。想想被斗的人这么多，看热闹的人也乐此不疲。虽然真的该斗的人也有，然大部分人是不该斗的，所以被斗了后，也不觉得有多大的内疚。
轮到吴稚农的一天终于到来了。因为见得多了，他也并不紧张，小队里的一个“红卫兵”交给他一张批斗通知书，此人还算不错，叮嘱他要穿长袖厚裤，下午二时半到石门茧站报到。吴稚农没有跟父母亲说。
他一到茧站，跨进收茧大厅，马上有人在说：“这是吴稚农，黑帮分子、现行反革命。”立即上来两个“红卫兵”，一个把他的草帽除下扔掉，戴上一个上尖下大的有一只手臂长的高帽子，一面写着黑帮分子，一面写着现行反革命；另一个拿过一块系着麻绳的木牌，套在他的脖子上，他一看写着两排字，上面写着黑帮分子，现行反革命。下面写着吴稚农，三个字上都打了红叉叉。随后，要被批斗的人，陆续到来。批斗时间未到，先命令他们在毛泽东像前跪着。吴稚农转头看了一下，有一个多年在外放蜂的地主儿子张荣昌，跪在他旁边，他认识，便轻轻问“你的蜜蜂呢？”
“都充公了。”
“你现在靠什么呢？”
“在杨家庄小队劳动。”
“日子好过吗？”
“怎么好过呢？我有四个孩子，都还小呢？”说着，潸然泪下。
“不许交头接耳，好好向毛主席请罪。”“红卫兵”的喊话，中断了他们的对话。
三点钟一到，便进行批斗，一共有十多个人。
当轮到批斗时，群众中就要高呼口号：
“打倒黑帮分子吴稚农。”
“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稚农。”
“毛主席万岁。”
接下来是宣读批判文章：
“吴稚农，男，二十七岁，家庭成分富农。此人家中藏有《燕山夜话》，系黑帮分子邓拓的反党黑书，还有廖默沙的《分阴集》。这些黑书，他在石门镇上到处流传，是我们石门地区唯一的一套黑书，流毒甚广，肯定有其黑线串通，有待深入挖掘……
又，此人对革命行动，恨之入骨。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视‘红卫兵’臂章以不屑一顾，掷地弃之。实与他的反革命思想，有着根深蒂固的根源关系。我们必须狠批狠斗。”
读完批斗文，接着又是一阵口号。
……
那放蜂的张荣昌不肯低头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罪。立刻跳上两个“红卫兵”把他的头，按得很低很低。
当一个个批斗完毕，游街开始了。
走在最前面的是造反派大旗、“红卫兵”大旗，接着是批斗大会的横幅由两个人撑着，紧跟着是锣鼓队。到了南皋桥就命令跪爬，在爬桥前，有一个“红卫兵”拿了一把刷子把墨汁涂在吴稚农的脸上及手上，立刻有人说：“好、好，黑帮分子是应该涂黑。”
吴稚农心想：“这倒好，涂黑了脸，人家认不得我，又看不出我脸上暴露出来的愤恨相。”
爬桥时，向上爬倒还顺当，在往下爬时，便有些吃力，其中一个体力较弱的人，便滚了下去，跌得头破血流，甚是可怜……
要命的锣鼓声敲得正欢，你知道滚下那人的耳朵里听到的是轰鸣声还是爆炸声！
因为没有风，“红卫兵”的大旗像挑着倒挂的一块血布。
这是一个大旱的夏季，天上没有一丝阴云，这天下午四五点钟，正是酷日斜照时分，石板上连一只蚂蚁都看不到。手爬在滚烫的石板上已痛得发麻，身上的汗水顺着双臂淌下，竟意想不到成了一个使手心降温的绝招。吴稚农额头上的汗水和着墨汁淌到下巴尖，一滴一滴洒在他的挂牌上，不知他是故意还是无意。吴稚农这三个字好像笔笔在流淌着黑色的墨泪。
有人在喊：“我口渴，爬不动了。”
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把她手中的半根棒冰送进那人口里，那人流下了眼泪，那个女孩也像要哭了。人之初，性本善啊！吴稚农身体强壮者，不渴也不累，他爬在最前面，爬得较快，他想快点爬完，早点结束这场痛苦的历程，可是后面一些体弱者却觉得有点接不上气。“红卫兵”在喊：“快爬。”
吴稚农一想：“不对，我应该慢点。”就慢下来，有时还停一下……
那些扛大旗的与敲锣鼓的也相应地慢了下来。
爬着爬着，吴稚农想起他的先生郭蔗庭说过：“西藏的佛教徒朝圣，都是跪拜着向前爬行，在膝盖及双臂上留下许多伤疤，那是在消业障，可使今后的生活吉祥如意，充满生机。”他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。“红卫兵”是一个历史产物，但他们的行为太过分，时间长不了。
爬着游街，吴稚农当作消除业障，所以他心里无怨无哀地忍受着，甚至还露出一丝泰然的微笑。
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，吴稚农觉得并不可怕，最难受的是精神上的枯燥，不能画画，不能看书和写字，好在还有一把二胡，就拉《汉宫秋月》，那谱是右派给他的，后来，为避免“红卫兵”的查问，他又拉一些忆苦思甜的歌曲，如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，《汉宫秋月》是很悲凉的，说是回忆苦难是没有疑问的，所以别人也没说什么。吴稚农越拉越有味，只觉得这把二胡太差，发挥不出韵味，就决定去苏州买一把高级二胡。
吴稚农卖掉了家中一些旧铜器，凑了二百元钱，前往苏州。在苏州民族乐器厂花去了七十五元，买了一把一等品二胡，又在新华书店买了《刘天华二胡曲集》、杨荫浏的《怎样拉二胡》，看到此书后附有阿炳的《二泉映月》，又买了一只手摇留声机，以及刘天华、阿炳和蒋风之等的二胡曲唱片。
这下吴稚农又疯狂地钻进了二胡这块天地，在唱片的辅助下，进步较快，为了寻一地方释放那郁闷的心潮，往往在夜晚，一个人到南皋桥的桥洞下拉奏二胡。那高大的半圆形桥洞，产生了良好的共鸣效果。有时也引来一些真心想听琴的人。藉此，在他的心灵上得着了一些抚慰。
吴稚农不断地抄谱，记谱，渐渐地他学会了作曲。
有时静下来，吴稚农还在想，在美院受辱的事，这一生中要想争回这口气，可能有点难度了。但是不画画也是非常痛苦的事，因为二胡不适合带到田头，那么在田间休息时做什么呢？他讨厌玩扑克，也不想看报。他想，我可以画速写，不画人物可以，因为画人物往往要被指责为丑化工农兵形象。那我可以画牛、画羊、画鸡、画鸭子……
常常有人见到吴稚农在田横地角，跟踪那些东奔西窜的鸡鸭，不停地画速写。一次，他在观看并跟踪鸡时，不小心一脚踏空在地沟里，别歪了脚跟，一拐一拐地走着。别人在背后暗暗地笑，说道：这只毒棺材自讨苦喫。
这下可好了，没人可指责什么了，因为鸡鸭牛羊是人民公社的副业，值得描写。在不断的速写中，真所谓熟能生巧，特别是画鸡，吴稚农抓到了要领，摸着了规律，他从铅笔速写转换到毛笔宣纸的表现，一步步形成了他自己的表现模式，后来成为当代画鸡圣手，这也得“感谢文革”。那是后话。
吴稚农家靠南一个邻居是居民户口的，叫云根，比他大四岁，在镇上清肥所做，每日凌晨四时做两个小时就回家，人们见到他一天到晚在门前河边钓鱼。吴稚农为了得着大量的时间，想去清肥所做倒马桶的工作，云根向所长介绍说：“吴稚农人品靠得住，我和他从小同道，没有偷过东西，去别人家中不会出事。”所长同意了。但吴稚农的父母不同意，认为倒马桶是低下的工作，所以没有去成。这件事，对吴稚农以后珍惜时间颇有警鉴之思。
吴家的家底本来还算不错，俗话说：穷则穷，还有三担铜，但却经不起“红卫兵”三番五次的抄家、搜索，东西所剩无几了。
吴稚农很需要钱，原来可以画肖像，现在的百姓家中只能挂毛泽东像，老祖宗的像是绝对不可能挂的，故此，画肖像也没人需要的。
做农民是又艰苦又没钱，农村里流传着一番谚语：“三世修在机埠上，四世修来泥司匠，五世修来做木匠，七世修来做漆匠。”
吴稚农是个不甘心受苦不甘心缺钱的人。他知道，去机埠管水泵，虽然不受苦，但没钱，而且家庭是贫下中农再通过关系才轮得着去。做泥司匠也很苦，能拿每天三元钱，上交小队一半，还能拿一元五角钱，去做过几天，夏天太阳晒，冬天冷风刮，干不了。木匠在屋里做，太阳冷风都不受，而且工资每天三元六角，吴稚农想改做木匠，但他是个左撇子，在使用工具上带来许多麻烦。他想算了，做油漆匠吧，但油漆匠很少，一般不肯随便带徒弟。
怎么办呢？吴稚农脑子里浮出一句话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
“好，我要做有心人。”吴稚农想起一个在木器社做漆匠的小学同学，便每天去跟他聊天，讲电影故事给他听，偷偷地观察油漆工序，有时候他还帮那同学披披油石膏，打打砂皮，后来那同学知道他要学漆匠，就干脆把技巧教了他，因为在木器社工作是长饭碗，不怕他竞争。
就这样，至多一个星期，他学会了油漆，等于他修了七世的功德。
其实油漆匠很好做，若油漆的家具人家说不够亮，你可再涂上一遍，人家就满意了，而且刷第二遍漆，耗量不大。再说他能画，在橱门上、床上画些风景花鸟，那对他来说，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小菜一碟，很方便。当然收入是泥木工的三倍以上，而且别人估计不到。
吴稚农有了这份手艺，人缘也好起来了，那些大队干部、公社干部或者“红卫兵”们家中油漆都叫他。吴稚农肯定给他们便宜，活又做得考究。他那个现行反革命的身份，到后来渐渐地淡化了，也让他更自由了。他得出结论：人生自由无处不在，问题是由你自己争取。为了更自由，吴稚农收了二个学徒。
此间，吴稚农带了学徒们在桐乡县境内辗转做着油漆生活。他们做到哪里，就住宿在哪里。
有一次，他们在一户欲招女婿之家油漆。这一户人家比较节省，早餐给他们吃粥，做到一定时，小便随之急着而来。由于手上有油漆粘着，只得耐着忍一下，可是越忍越急，吴稚农只得擦干净双手，设法解除。本来可以跨过稻地（屋前的白场地）在河边的竹林里方便。可那天下着雨，便奔向那家的坑棚间。他急急地穿过灶间走过楼下房，便到了坑棚间。桐乡农户坑棚间还不小，有猪棚与羊棚，那毛坑插在两棚中间，棚前还有一片空地，置着鸡棚、鸭棚。当他急急地跨进坑棚间，却又放慢了脚步，因为看到一只漂亮的大公鸡在门口洗毛，非常矫健而优美（下雨天，鸡关在家里），为了不去惊动它，可多观察一会，便猫着腰踮着脚走向毛坑……
“啊！姆妈呀——”正巧，那家姑娘在蹬坑，见有人突然过来，便直喊起来。
“啊！对不起。”吴稚农惊慌失措地说，“嘘！你别叫，我没有坏心，不知道你在。我是在观看大公鸡。想把它画出来，怕它变动了位置。”吴稚农又快速摸出速写本子，翻出画鸡的那一页，“你看，我画鸡着了迷。”他摸出铅笔快速在几秒钟内把公鸡画出。
“我吓了一大跳，好了，我知道你人好。”那姑娘边说边拴好裤带匆匆离去。
此件插曲，实非搞笑。吴稚农在做漆匠，没人去逼他画鸡！后来，那种写意画墨鸡，成了“吴蓬一绝”，可以同悲鸿墨马、白石墨虾媲美，看来并非偶然。吴稚农在做油漆时，速写没有停，但二胡很少拉。当时县文宣队有个拉二胡的见到他有一把好二胡，试了试爱不释手，吴稚农就很慷慨地让那人拿去。此人便是后来成为当代水平最高的二胡演奏家傅华根，曾在德国、美国举办演奏会。那是后话。
1968年，全国山河一片红，到处在画《毛主席去安源》、《毛主席与亲密战友林彪》，还有《红太阳》、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江青拍摄的《庐山仙人洞》、《无限风光在险峰》。这就是有名的“红色海洋”与“三忠于”的短暂现象，也弥补了当时民众的精神贫乏，那时各乡各村各户以各种形式在“忠”字上下功夫。
有的在家中墙壁上画上红鸡心，写上三个“忠”字，即“忠于毛主席、忠于共产党、忠于无产队级革命”。号召“献忠字”，掀起了一个高潮。有的在大大小小的圆型的筐、蚕匾上涂上胶水，用食粮五谷粘出三个“忠”字，五颜六色。那些心灵手巧的姑娘们用五彩丝线，用各种材料，绣出三个“忠”字、绣“毛泽东像”、绣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、绣出“红太阳”、绣出“万物生长靠太阳”的字样，还有“雷锋像”、“毛泽东与林彪在一起”的像、“毛主席去安源”等等。还有丝绒剪贴、剪纸，各种灯笼画上样版戏，形式做工讲究的如走马灯一类。当然红心灯、忠字灯是属于最低档的了。小伙子们在汗背心、汗衫上印上“忠”字或者三个“忠”字，那是最时髦不过了。
就是在这一年的初夏，石门地区的民众，除了四类分子外，全体几乎倾巢而出，可谓胜过庙会。从早到夜晚，人们举着尽凭你的智慧做出来的“忠”字，真是千变万化的样式，男女老少背着毛主席语录本，用红布做的袋，袋上绣着“忠”字。手上有提灯笼的、举语录牌的，时而唱着语录歌，时而呼着口号。有高档一点的，拉着二胡或京胡，唱着样版戏。那些可爱的低年级学生们，唱起了《北京有个金太阳》。这些民众走得累了渴了，便坐下来喝自备的茶水，肚子饿了，便拿出面饼糕团、粽子来充饥。一路上唱着、喊着、跳着，有说有笑……
“啊！了不起呀！”吴稚农在家门口看着、感叹着，再想想：“啊，真愚昧呀！”
吴稚农母亲烧了两缸茶在门口施茶，后来得到了好评。
没完没了，走不完的队伍。到了晚上，灯笼点上蜡烛，“忠”字上挂着的小电珠亮了。在扮样板戏的队伍中撑起了汽油灯，一直要闹到午夜方休。人们实在太兴奋、太疲乏了。其中出了一件可笑的事：一个呼口号的领头人实在是疲倦恍惚了，喊起了“打倒走资派，打倒刘少奇，忠于毛主席，打倒走资派，打倒毛主席。”下面的人也跟着喊了。立刻有人觉得不对，马上去揪那人，那人觉得闯祸了，连忙逃到人群中，因为是晚上，看不清要抓的人，一抓抓了个差不多的人，引来好多人把他毒打了一顿，喊口号的人一看被打的人是他的儿子，他立刻过去说明真相，他说我喊错了，我到毛主席像前请罪。据说，此人回到家里被他老婆打了一顿。
第二天，这个喊错口号的人戴了高帽子批斗，大字报一张连一张，结果被评为“现行反革命份子”，与地主富农一起做义务劳动。这种笑话，笑到后来是笑不下去了。许多人评说此事，都说他呼一遍即够了，呼两遍就容易搞错。其实他想深表忠心啊，结果，落得一顶高帽子。冤不冤？竟然还有那么多人上去毒打，真是不可思议！
1969年春，丰子恺学生张星逸自上海回石门老家，他首先找到吴稚农，两人一见如故。吴稚农知他即是张家厅书屋主人，一问这些书已荡然无存，张先生怪他当初为何不都拿了，犯下这么个大错误。
其实这些书没拿的错误不算大，后来的错误，真是个大错误。
事情是这样的：张星逸回到石门后，潜心研究《诗经》。在十多年时间内，对《诗经》作了详细的注释，写《诗经新话》六篇，并对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进行了新译，准备编《诗经新译》。在此期间，吴稚农帮其誊抄稿子，获得了许多古汉语知识。
关于《诗经新话》与《诗经新译》，张星逸在临终前还未交稿。此时吴稚农正卜居南浔小莲庄。当时张星逸儿子康乐带信告诉吴稚农速回石门，其父欲见一面。当吴稚农赶到石门，见先生已不省人事，其子康乐呼叫不应，当说到吴稚农来看你了，张星逸即刻睁大眼睛，连头也抬了起来，吴稚农抓住他的手说道：“先生有何交待。”老人已不能开口，只用手在空中写划了一下，又摊了摊手，接着略略拔动了几下指头。吴稚农当即领会，是要稚农把他《诗经》稿子拿去。吴稚农的第一反应是不能拿，因为很有价值。第二是他自己有很大的抱负，这些东西虽然很价值，然对他来说，不足为奇。便想到了康乐虽然没多知识，但康乐的两个儿子大毛十岁、二毛八岁，读书成绩很好。遂即说道：“先生你放心吧，张家后继有人，大毛二毛成绩很好，这些稿子留着让他们来接收吧。”吴稚农说完，遂转身关照康乐。张星逸即刻闭上眼睛走了。
几年后，有人见张康乐背了两麻袋稿子在废品收购站出售。有个略懂文物的人知后赶去，只捡了几本《张义仁医案抄本》，因张星逸少年时曾向乌镇的浙北名医张义仁学过医，这些医案皆以毛笔抄写，故此人略为多出些钱把它收进，其他一些稿子皆是圆珠笔抄写或复写纸印件，故不感兴趣。
当吴稚农赶去废品站，说那是几个月前的事，东西早已回炉。
吴稚农顿足不已，扼腕长叹。
其实那是张星逸找错了人，他认为吴稚农人厚道，不可能将书稿占为己有，但他不知吴稚农有一股豪气，竟然对此不足为奇。然而换作那些有心机者，肯定对此重视，此稿定然保留传世。
故此事之教训，留给后人两句话：厚道之人不一定能办妥大事，有心机之人却能承接大事。
张星逸曾经在研究元曲中的俗语词，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吉川幸次朗教授、横浜大学的波多野太郎教授有信札往来。当然像此类文件只有去上海邮寄，才可免去许多麻烦，就托吴稚农往上海投寄。
此时，吴稚农通过做油漆工积累了一些钱，经济尚可。他带了些钱去上海，听张星逸说在上海的旧货寄卖店中，有许多照相机很便宜，可以买回来拍照赚钱。
果然，吴稚农去上海先把信件寄出后，便在南京东路的旧货店中买得一只折合式的德国蔡司照相机，不到百元，也有半成新。经店员介绍，又去了不远的王开照相馆。他在“王开”买了二十卷120胶卷，二号三号印相纸各一盒。又看到橱窗里有几本吴印咸的摄影知识小丛书，他细细翻看后，觉得大有天地，都买了后，又按照书上的印相配方，买了显影定影的药粉。
这次他满满的买了一批东西。回到家中立即做了一只印相片的箱，并在小厢房里布置了一个暗房。在板壁上凿了一个小方洞，可以在白天印相。
此时乡下的各大队，甚至小队的仓库与养蚕的共育室墙壁上都需要画毛主席像，吴稚农此时有个很好的合作伙伴，是经常与他交换看小说的叶瑜荪，他爱好文学，也能画，搞起油漆来也一学就会。加上张星逸当时身体还行，三人在石门附近油漆、画像、拍照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要拍照的人很多，特别是大队文宣队里的男男女女。吴稚农他们白天拍摄，晚上冲印，第三天的上午可以见到照片。这些年轻人见到照片兴奋极了。因为画画的缘故，吴稚农拍的照既快又好，取景构图比一般高出不知多少。比如拍一个人站着，可以叫她站在树边，一回头、一侧身、一露脸、微微一笑，生动自然，而且为她题一名词，如等待、回顾、企盼、期望、怀念、认可、沉思、喜悦等等，画面一下激活了，让人欢喜莫明。
再说那些文宣队的演员，他们化了妆，拿了道具，如“智取威虎山”、“奇袭白虎团”，可在野外的岗屯上，渠道沟里拍摄，照片一出来，活像电影里的场面。他们拍了又拍，印了再添印。吴稚农在印相时偶然产生的失误，如不小心夹进了一小片纸屑或灰尘，或曝光过度或显影过度，给了他很大的技巧启示。比如，有时在大雾天拍摄一些送别、约会，就用剪好的小圆白纸，夹离一块玻璃，印成朦胧的月亮，可使画面诗意盎然。那是附近大镇上的照相馆中从未有过的优秀作品。
在此期间，吴稚农又对家乡石门湾拍摄了好多能显示江南水乡特色的风景照片。因为他的蔡司相机上配有浅黄浅绿的滤色镜，所以效果很佳，连美丽的云彩都能拍得生动如画。
在拍照中，吴稚农曾做了一件好事，一件成人之美的好事。
一次，在一个村上的文宣队里拍照，因为拍了多次，人员都熟了。这天一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悄悄地对吴稚农说：“小龙阿哥，我想要你帮个忙，事成以后，我会好好谢你。”
“你说吧，应该帮的，我肯定帮，不用谢，不应该帮的，我绝不会去做。”
“你认得吗？就是那个两条长辫子的小英。”
“我认得。”
“她跟我已好得不得了啦，但她父母不同意，嫌我们家弟兄多。我想与她拍在一起，但又怕她不好意思，是不是能拼在一起。”
“那不能，这样做要给人家骂的。”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“行，我有办法，等会我跟她拍的时候，我叫你过去帮她把头巾放放好，你就大大方方地过去，伸手放头巾时，你侧过头来对着镜头微笑一下，懂了吗？”
“懂了，懂了。”
一个接一个地拍着。
当拍到那个叫小英的姑娘时，吴稚农对她的姿势变动了几下都说不好看，说最好拿一块薄纱头巾披一下。当时立刻有人递头巾，她披着后，吴稚农说：“不对，你披高一点……再低一点……不对……”
“嗳，你帮她放一下。”
那小伙，正在边上，立刻过去伸手一碰头巾，一微笑。
“卡嚓”一声，“哎哟、哎哟，我不小心碰了一下。”
“那怎么办啊？”小英发起嗲来。
“没事，不算你钱，重新拍过。”
就这样很轻松地拍完，那小伙递给吴稚农一个纸条，写着：印二十张，钱加倍。
结果印出来一看，自然得不得了，是一张佳作。后来小伙子到处分送，那小英也高兴。村里传开了，小英父母也没有办法。第二年春天，他们结婚了。吴稚农把那张照片放成十二寸，他们配了个镜框挂在新房里。
据说他们生了一男一女，很美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