述书下
书艺始于指法，终于行间，前二篇已详论之。然聚字成篇，积画成字，故画有八法。唐韩方明谓八法起于隶字之始，传于崔子玉，历钟、王以至永禅师者，古今学书之机栝也。隶字即今真书。八法者，点为侧，平横为勒，直为努，钩为趯，仰横为策，长撇为掠，短撇为啄，捺为磔也。以永字八画而备八势，故用为式。唐以后多申明八法之书，然详言者或不得其要领，约言之又不欲尽泄其秘，余故显言之。夫作点势，在篆皆圆笔，在分皆平笔，既变为隶，圆平之笔，体势不相入，故示其法曰侧也。平横为勒者，言作平横，必勒其笔，逆锋落纸，卷豪右行，缓去急回，盖勒字之义，强抑力制，愈收愈紧。又分书横画多不收锋。云勒者，示隶画之必收也。后人为横画，顺笔平过，失其法矣。直为努者，谓作直画必笔管逆向上，笔尖亦逆向上，平锋着纸，尽力下行，有引弩两端皆逆之势，故名努也。钩为趯者，如人之趯脚，其力初不在脚，猝然引起，而全力遂注脚尖，故钩末断不可作飘势挫锋，有失趯之义也。仰画为策者，如以策策马，用力在策，本得力在策末，着马即起也。后人作仰横，多尖锋上拂，是策末未着马也。又有顺压不复仰卷者，是策既着马而末不起，其策不警也。长撇为掠者，谓用努法下引左行，而展笔如掠。后人撇端多尖颖斜拂，是当展而反敛，非掠之义，故其字飘浮无力也。短撇为啄者，如鸟之啄物，锐而且速，亦言其画行，以渐而削如鸟啄也。捺为磔者，勒笔右行，铺平笔锋，尽力开散而急发也。后人或尚兰叶之势，波尽处犹袅娜再三，斯可笑矣。字有九宫。九宫者，每字为方格，外界极肥，格内用细画界一井字，以均布其点画也。凡字无论疏密斜正，必有精神挽结之处，是为字之中宫。然中宫有在实画，有在虚白，必审其字之精神所注而安置于格内之中宫，然后以其字之头目手足分布于旁之八宫，则随其长短虚实而上下左右皆相得矣。每三行相并至九字，又为大九宫，其中一字即为中宫，必须统摄上下四旁之八字，而八字皆有拱揖朝向之势，逐字移看，大小两中宫皆得圆满，则俯仰映带，奇趣横出已。九宫之说，始见于宋，盖以尺寸算字，专为移缩古帖而说，不知求条理于本字，故自宋以来书家，未有能合九宫者也。两晋真书碑版，不传于世，余以所见北魏南梁之碑数十百种悉心参悟，而得大小两九宫之法，上推之周秦汉魏两晋篆分碑版存于世者，则莫不合于此，其为钟、王专力可知也。世所行《贺捷》《黄庭》《画赞》《洛神》等帖，皆无横格，然每字布势，奇纵周致，实合通篇而为大九宫。如三代钟鼎文字，其行书如《兰亭》《玉润》《白骑》《追寻》《违远》《吴兴》《外出》等帖，鱼龙百变而按以矩矱，不差累黍。降及唐贤，自知才力不及古人，故行书碑版皆有横格。就中九宫之学，徐会稽、李北海、张郎中三家为尤密，传书俱在，潜精按验，信其不谬也。然而画法字法，本于笔，成于墨，则墨法尤书艺一大关键已。笔实则墨沈，笔飘则墨浮。凡墨色奕然出于纸上，莹然作紫碧色者，皆不足与言书。必黝然以黑，色平纸面，谛视之，纸墨相接之处，仿佛有毛，画内之墨，中边相等，而幽光若水纹，徐漾于波发之间，乃为得之。盖墨到处皆有笔，笔墨相称，笔锋着纸，水即下注，而笔力足以摄墨，不使旁溢，故墨精皆在纸内，不必真迹，即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。尝见有得笔法而不得墨者矣，未有得墨法而不由于用笔者也。丞相云“下笔如鹰鹯搏击”，右军云“每作一点画皆悬管掉之，令其锋开，自然遒丽”，侍中云“崔、杜、钟、张、二卫之书，笔力惊绝”，梁武帝与隐居评书，以中郎为笔势洞达，右军为字势雄强，又取象于龙威虎震，快马入阵。合观诸论，则古人盖未有不尚峻劲者矣。永师之后，虞、欧、褚、陆、徐、张、李、田、颜、柳，各奋才智，大畅宗旨。中更丧乱，传笔法者，唯明州布衣范的，洛阳少师两家。范之《阿育王碑》，行间茂密，杨之《大仙帖》，画外峭险，并符前哲。自兹以降，宋之东坡，明之香光，亦臻妙悟。东坡云：“我虽不善书，解书莫如我，苟能通其意，常谓不学可。”香光云：“画中须直，不得轻易偏软。”探厥词旨，，可谓心通八法者矣。若二公肆力九宫，岂必远后古人乎。是故善学者，道苏须知其澜漫，由董须知其凋疏，汰澜漫则雄逸显，避凋疏则简澹真。余年廿六而后学，四十而后知，少小恶札，脱于心而胶于手，精力既衰，又迫物务，岂望有成？庶几述其心得以授子弟，童而习之，或有能继志以成名者云尔。

历下笔谭
秦程邈作隶书，汉谓之今文，盖省篆之环曲以为易直，世所传秦汉金石，凡笔近篆而体近真者，皆隶书也。及中郎变隶而作八分。八，背也，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。魏晋以来，皆传中郎之法则，又以八分入隶，始成今真书之形。是以六朝至唐，皆称真书为隶，自唐人误以八为数字，及宋遂并混分隶之名。窃谓大篆多取象形，体势错综，小篆就大篆减为整齐，隶就小篆减为平直，分则纵隶体而出以骏发，真又约分势而归于遒丽。相承之故，端的可寻。故隶、真虽为一体，而论结字，则隶为分源，论用笔，则分为真本也。
西晋分书，《孙夫人碑》是《孔羡》法嗣，用笔沉痛不减，而体稍疏隽。《太公望碑》是《乙瑛》法嗣，结字宕逸相逼而气加凝整。大率晋人分法，原本钟梁，尤近隶势。自北魏以逮唐初，皆宗《孙夫人》，及会稽晚出，始尚《太公望》，极于韩史，益趋便媚。分法不古，隶势因之。晋人隶书，世无传石，研究二碑，可以意测。盖中郎立极，梁传其势，钟传其韵，后遂判为二派。至近人邓石如，始合二家以追中郎，未可以时代优劣也。
北朝隶书，虽率导源分篆，然皆极意波发，力求跌宕。凡以中郎既往，钟梁并起，各矜巧妙，门户益开，踵事增华，穷情尽致。而《般若碑》浑穆简静，自在满足，与《郙阁颂》《析里桥》同法，用意逼近章草，当是西晋人专精蔡体之书，无一笔阑入山阴。故知为右军以前法物，拟其意境，惟有香象渡河已。平原会稽各学之而得其性之所近，反覆玩味，绝无神奇，但见点画朴实，八面深稳，更无欠缺处耳。求之汇帖征西《出师颂》，大令《保母志》，可称一家眷属，以其绝去作用处相同故也。
绛帖刻“桓山颂献之铭”六字，相传为大令书，沈雄宕逸，诚亦希有。然以拟《般若碑》，则如罗汉具六大神通，及见入定古佛，不免偏袒膜拜耳。《穆子容碑》乃其云礽。
北碑体多旁出，《郑文公碑》字独真正，而篆势、分韵、草情毕具其中。布白本《乙瑛》，措画本《石鼓》，与草同源，故自署曰草篆。不言分者，体近易见也。以《中明坛》题名，《云峰山五言》验之，为中岳先生书无疑。碑称其“才冠秘颖，研图注篆”不虚耳。南朝遗迹，唯《鹤铭》《石阙》二种，萧散骏逸，殊途同归。而《鹤铭》刓泐已甚，《石阙》不过十余字，又系反刻。此碑字逾千言，其空白之处，乃以摩崖石坳，让字均行，并非剥损，直文苑奇珍也。
《刁惠公志》最茂密。平原于茂字少理会，会稽于密字欠工夫。《书评》谓太傅茂密，右军雄强，雄则生气勃发，故能茂，强则神理完足，故能密。是茂密之妙，已概雄强也。
北魏书，《经石峪》大字《云峰山五言》《郑文公碑》《刁惠公志》为一种，皆出《乙瑛》，有云鹤海鸥之态。《张公清颂》《贾使君》《魏灵藏》《杨大眼》《始平公》各造像为一种，皆出《孔羡》，具龙威虎震之规。《李仲璇》《敬显俊》别成一种，与右军致相近，在永师《千文》之右，或出卫瓘而无可证验。隋《龙藏寺》，庶几绍法，逊其淡远之神，而体势更纯一。
齐《隽修罗碑》，措画结体，极意经营，虽以险峻取胜，而波发仍归蕴藉。北朝书承汉魏，势率尚扁，此易为长，渐趋姿媚，已为率更开山。《朱君山碑》，用笔尤宕逸，字势正方，整齐而具变态，其行画特多偏曲，骨血峻秀，盖得于秦篆。山谷以箭锋所直人马应弦为有韵，验以此书，信为知言。谏议学之而不尽，遂成平滞一路滥觞矣。
古人书有定法，随字形大小为势。武定《玉佛记》，字方小半寸；《刁惠公》《朱君山》，字方大半寸；《张猛龙》等碑，字方寸；《郑文公》《中明坛》，字方二寸；各碑额，《云峰山诗》《瘗鹤铭》《侍中石阙》，字方四五寸；云峰、岨崃两山刻经，字皆方尺；泰山刻经，字方尺七八寸。书体虽殊，而大小相等，则法出一辙。至书碑题额，本出一手，大小既殊，则笔法顿异。后人目为汇帖所眯，于是有《黄庭》《乐毅》展为方丈之谬说，此自唐以来，榜署字遂无可观者也。
北朝人书，落笔峻而结体庄和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。万豪齐力故能峻，五指齐力故能涩。分隶相通之故，原不关乎迹象。长史之观于担夫争道，东坡之喻以上水撑船，皆悟到此间也。
用笔之法，见于画之两端，而古人雄厚恣肆，令人断不可企及者，则在画之中截。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，尚有迹象可寻，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，实而不空者，非骨势洞达不能幸致。更有以两端雄肆，而弥使中截空怯者，试取古帖横直画，蒙其两端，而玩其中截，则人人共见矣。中实之妙，武德以后遂难言之。近人邓石如书中截无不员满遒丽，其次刘文清中截近左处亦能洁净充足，此外则并未梦见在也。古今书诀，俱未及此，惟思白有笔画中须直，不得轻易偏软之说，虽非道出真际，知识固自不同。其跋杜牧之《张好好诗》云“大有六朝风韵”者，盖亦赏其中截有丰实处在也。
北碑画势甚长，虽短如黍米，细如纤豪，而出入收放，偃仰向背，避就朝揖之法备具。起笔处顺入者无缺锋，逆入者无涨墨，每折必洁净，作点尤精深，是以雍容宽绰，无画不长。后人着意留笔，则驻锋折颖之处，墨多外溢，未及备法而画已成，故举止匆遽，界恒苦促，画恒苦短。虽以平原雄杰，未免斯病。至于作势裹锋，敛墨入内，以求条鬯手足，则一画既不完善，数画更不变化，意恒伤浅，势恒伤薄，得此失彼，殆非自主。山谷谓征西《出师颂》笔短意长，同此妙悟。然渠必见真迹，故有是契，若求之汇帖，即北宋枣本，不能传此神解。境无所触，识且不及，况云实证耶。
北碑字有定法，而出之自在，故多变态。唐人书无定势，而出之矜持，故形板刻。
《十三跋》是伪物，子昂虽陋，未必至是。然今世盛行其说，受病最深处，无如“陈隋人结字非不古，而乏俊气”二语，五百年来，佳子弟多为所误。夫千人曰俊，君子正衣冠，尊瞻视，俨然可畏，所以为有俊气也。岂必龋笑慵妆，作失行妇人状哉，永叔曰：“书至梁陈之际而工极。”余尝叹为知言。惜南朝禁立碑，墓志出土，惟《保母》一种，而原砖又亡，幸有始《兴王碑》，剥蚀之余，尚可以证前说之谬妄。思白但于汇帖求六朝，故自言廿年学魏晋无入处，及学宋人，乃得真解。盖汇帖皆宋人所摹，固不如宋人自书之机神完足也。近人王澍谓江南足拓，不如河北断碑，亦为有见地者。
唐人草法，推张长史、钱醉僧、杨少师三家。长史书源虞陆，故醉僧以为洛下遇颜尚书，自言受笔于长史，闻斯八法，若有所得。世所传《肚痛》《春草》《东明》《秋寒》诸帖，皆非真迹，惟《千文》残本二百余字，伏如虎卧，起如龙跳，顿如山峙，挫如泉流，上接永兴，下开鲁郡，是为草隶。醉僧所传大小《千文》亦是伪物，惟《圣母》《律公》导源篆籀，浑雄鸷健，是为草篆。少师《韭花》《起居法》，皆出仿写，至《大仙帖》，逆入平出，步步崛强，有猿腾蠖屈之势，周隋分书之一变，是为草分。其余如《屏风》《书谱》《绝交》诸帖，虽俱托体山阴，止成藁行而已。
自唐迄明，书有门户者廿人，爰为续评：永兴如白鹤翔云，人仰丹顶；河南如孔雀归佛，花散金屏；王知敬如振鹭，集而有容；柳诚悬如关雎，挚而有别；薛少保如雏鹄，具千里之志；钟绍京如新莺，矜百啭之声；率更如虎饿而愈健；北海如熊肥而更捷，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；会稽如战马雄肆而解人意；景度如俵驘强缰，布武紧密；范的如明驼舒步，举止轩昂；玉局如丙吉问牛，能持大体；端明如子阳据蜀，徒饰銮舆，山谷如梁武写经，心仪利益；海岳如张汤执法，比用重轻，子昂如挟瑟燕姬，矜宠善狎；伯几如负暄野老，嘈杂不辞；京兆如戎人呀布，不知麻性；宗伯如龙女参禅，欲证男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