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泾县包氏以精敏之姿，当金石之盛，传完白之法，独得蕴奥，大启秘藏，著为《安吴论书》。表新碑，宣笔法，于是此学如日中天。迄于咸、同，碑学大播，三尺之童，十室之社，莫不口北碑，写魏体，盖俗尚成矣。

    今日欲尊帖学，则翻之已坏，不得不尊碑；欲尚唐碑，则磨之已坏，不得不尊南、北朝碑。尊之者，非以其古也，笔画完好，精神流露，易于临摹，一也；可以考隶、楷之变，二也；可以考后世之源流，三也；唐言结构，宋尚意态，六朝碑各体皆备，四也；笔法舒长刻入，雄奇角出，迎接不暇，实为唐、宋之所无有，五也。有是五者，不亦宜于尊乎？

    【译文】安徽泾县的包世臣，以其精明敏慧的禀赋，生活在金石学的鼎盛期，尝受邓石如所传笔法，独得其精髓。他查阅了大量的珍秘藏书，写成了《安吴论书》一书。在书中他表彰新碑，宣传笔法，就这样，他的理论在书坛产成了极大的影响。到了咸丰、同治时代，碑学广泛传播开来，连一般的儿童和僻远的荒村，也没有不谈论北朝碑刻和摩写魏体书法的，因为时代的风尚已经是这样的了。

     今天想去尊崇帖学，但帖本已被翻刻得太不像样了，不得已去尊崇碑学；本想去尊崇唐代的碑刻，但唐碑已被磨损得太不像样了，不得不去尊崇南、北朝的碑刻。尊崇的原因，不是因为南、北朝碑的古老，而是因为其笔画好，神采飞扬，便于临摹，这是第一点；可以用来考察隶、楷书的演变过程，这是第二点；可以用来考察后来书法发展的源流，这是第三点；唐碑讲究结构，宋碑追求意态，六朝碑刻却各种风格都齐备，这是第四点；用笔舒展沉毅，雄奇峻峭的点画时时可见，应接不暇，这些实在是唐、宋碑刻所不具有的，这是第五点。有这五点原因，难道还不值得尊崇吗？

    【解读】书分南北的最早提出者，当推赵孟坚。其在《论书》中明确指出“晋宋而下，分而南北。”延至清初，冯班也有“画有南北，书亦分南北”之说。到阮元始撰专文论之。包世臣复接力阮元，著《艺舟双楫》(即《安吴论书》)，煽焰扬波，力主北碑。康有为接踵包氏，著《广艺舟双楫》，集碑学之大成。包氏在《艺舟双楫》中，对北碑书法倍加推崇，赞誉有加。其言“北碑画势甚长，虽短如黍米，细如纤毫，出入收放，俯仰向背，避就朝揖之法备具。起笔处，顺入者无缺锋，逆入者无涨墨，每折必洁净，作点尤精深，是以雍容宽绰，无画不长。”又说：“北朝人书，落笔峻而结体庄和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。万毫齐力故能峻，五指齐力故能涩。”复说：“北朝隶书(此处指真楷)，虽率导源万篆，然皆极意波发，力求跌宕。凡以中郎既往，钟、梁并起，各精巧妙，门户益开，踵事增华，穷情尽致。”此种言论，无疑对后来康有为的尊碑思想是一种强力开启。

    包世臣不仅是一位书法理论家，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大家，尝自诩为羲之之后第一人。包氏书法，师承邓石如。邓氏精研篆、隶、北碑，包氏受其影响。尝自述其书：“余性嗜篆分，颇知其意，而未尝致力。至于真、行、藁草之间，则不复后人矣。”可见其对自家书艺的自矜。包氏早年学书，用心在唐、宋人，中岁后尚习北碑，于篆、隶上所下功夫，确乎“未尝致力”。而观其所作真、行、草诸书体，则多有篆、隶笔意，故知包氏“颇知其意”之说非属虚语。

    康有为倡碑抑帖，卑贬唐、宋的理论，在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中实已早发先声。包氏的依据是：“北碑字有定法，而出之自在，故多变态；唐人书无定势，而出之矜持，故多板刻。”康氏用以发展，语虽存异，而精神着力处，实出一辙也。